“今朝佛粥交相馈，更觉江村节物新。”读到陆游《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》，脑海里就泛起了许多儿时的记忆，故乡那香香的炒米粥是我儿时最美好的年味，一把炒米粥入口，仿佛就足以抵挡整个冬日的严寒。

　　过了腊八就是年，故乡的腊月是最热闹的季节。家家户户开始“打年货”，腊月初一媳妇们就开始张罗起来准备腊八的炒米粥，晚上收工了一家人围在灶台边，分工协作，添柴的添柴，炒米的炒米，过筛子的过筛子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灶膛里柴火噼里啪啦，熊熊的柴火把周围的空气烘烤得热乎乎的，炒米扫帚在大铁锅的青沙上搅着糯米粒“沙沙”地响，糯米粒被叫醒了般，蠕动着迅速膨大，香香的炒米味随着轻烟弥漫在整个厨房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早被馋得流下了口水。但大人却说话了，“现在不能吃，吃了会生大火的”，说完就用碗舀起一碗炒米，让我们端到外面去晾凉，而我们呢，端着碗边走边吃，已经忘了大人们刚才说的话。记得有一年炒糯米的时候，我端着刚出锅的一碗熟米往外走，忍不住抓了一把发烫的炒米放入口中，结果烫疼了舌头。我伸着舌头，哭着去找母亲，母亲丢下手中的扫帚和炒锅筛子，从酱缸里掏了一点老面酱，给我涂在了舌头上，一边哄着我说：“我好吃的娃，馋嘴的猫。别哭了，一会就不疼了”，一边把我拉到灶台跟前让我坐在她身边，就去忙她自己的事了。农村不知道哪流传的偏方，还真管用，当面酱涂上去的时候，一股凉凉甜甜的味道瞬时充溢口腔，感觉好极了。

　　其实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把糯米炒好可不是简单的活儿，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。除了需要很好地掌握出锅的火候，还要严格控制好每次添加到炒锅里的糯米数量，更要提醒添柴的人随时调整柴火的多少，这样的工作，粗枝大叶的男人是干不成的。别看男人们在外面吆五喝六的，一旦进了厨房，一切就都得听女人的。在这件事上，男人只能添柴或者负责运料打杂，女人则围着围裙站在灶台边，右手拿着扫帚，左手拿着炒锅筛子，一刻不停地炒炒米。渐渐的，箩筐里的糯米粒少了，旁边大箩筐里的米粒满了，一家人脸上的欢乐也满了。等到所有的糯米都变成了白花花、香喷喷的炒米，灶膛里熄了火，灶台上用抹布收拾干净，母亲们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捋捋额前的头发，扭头望一眼自己炒出来的金黄黄的米，疲倦而欣慰的笑就漾上了她们的脸。

　　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年俗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传承。子女们当然被要求参与其中。中午放学后到下午上学前这段时间，是冬日阳光最好的时段，小孩子们会被安排看守糯米晒场。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乐趣是撵偷吃饭团的鸟雀，像极了鲁迅小说《故乡》里的场景，家家门前屋后都栽着很多树，各种鸟雀都多，但来偷吃饭团的只有几种，最多的是麻雀和铜嘴蜡雀。家里有渔网的，就支几根棍子，用渔网把晒筳罩起来；没渔网的，只好在晒筳上摆几面梳妆镜，靠反射的阳光来吓唬这些馋嘴的鸟雀。我们从书本上学来了鲁迅对付它们的办法，还真有一次用筛子扣住了一只麻雀，然后用绳子绑了它的腿，把它系在晒筳边上，它就在那里扑腾扑腾地乱飞，还无助地叫，结果就把其它偷吃的鸟雀吓住了，好多天也不敢落在我家晒筳上，为这事我心里美滋滋了好多天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农村慢慢实现了现代化，有人家专门购买了炒糯米的机器做生意，腊月里再也不用起早摸黑的蒸糯米饭，也不用晒场，更不用一家人围着灶台忙大半天，甚至用普通的稻米就可以炒出白花花、香喷喷的炒米来，那种传统的人工炒米就很快消失了，随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传统炒米特有的焦香和浓浓的年味。如今，离开家乡很多年，早已过了吃零食的年纪，炒米早已不再勾起我的食欲，但每年腊八，朋友圈里各种晒粥，仿佛那种久违的炒米香又一次从我的心底弥漫了出来。